前中国驻日使馆一秘、商务部研究员金柏松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郭定平：“对日态度要“有理、有利、有节”
   中日政治关系正处于微妙时刻。中日政经的新举措层出不穷，话题不断。
   就在这样的时刻，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实现了访华。这位日本“知华派”经产大臣受到温家宝总理的接见，两国高层对话得以恢复。这位中国的“老朋友”此刻访华，被认为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成绩”。2月24日，二阶俊博回国前表示，日方重视中方的有关立场和意见。作为经济产业大臣，他将始终致力于推动日中两国在经济领域开展以双赢为目的的全面合作。
   2月24日，日本媒体报道， “知华派”外交官宫本雄二将在3月3日正式领命新任驻华大使（参见本报1月10报道《新使者宫本雄二》）。
   几乎同时，中日两国执政党交流机制形成，并且顺利完成了初次交流。3月初，以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带队的日本民间团体们将陆续访华。
   两国政治关系在这个春天顿现解冻之契机。
   而在日本国内，2005年强劲复苏的经济让日本国民一展愁眉。英国的观察家也在感叹“太阳也会升起”。只是，当日本决定设立“日中经济室”时已经发现，本国经济中的中国因素被严重忽视了。
   在一篇名为《中日经济博弈究竟谁怕谁》的文章中，中国商务部研究员金柏松不仅指出了这一被遮蔽的事实，同样提出了强硬的回应措施，成为应对中日经贸变局的新思维。
2月24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金柏松和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定平。两位学者对中日政经领域内的上述新动向逐一分析。
   中国“特需”与日本经济复苏
   《21世纪》：去年全年，日本经济增长2.8％，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季度增长1.4％，折合成年率高达5.5％。您认为中国因素如何影响了日本的经济复苏？
   金柏松：当前日本经济的确复苏势头比较强劲，我认为更确切地说是“景气繁荣”。
1990年代日本经济曾有两次复苏机会，但因日元升值、对其海外最大的市场美国出口遭受打击等因素而夭折。2002年日本经济复苏不再靠美国，因为日本2001-2003年对美国出口连续下降，相反，中国因素带动日本经济走出谷底，转向强劲复苏。
   这一时期恰逢中国经济进入新的一轮增长，进口需求极大，日本钢铁、机械、造船、电子、商贸、运输等几大核心部门全面强劲复苏，东京股市市值短时期增值30万亿日元，相当于2700亿美元。所以，日本学者将此次经济复苏形容为来自中国的“特需”（特别需求）。在中国需求带动下，日本企业出口及相关产业业务大量增加，企业看到扩大生产投资时机来临，于是大量增加投资，个人在收入净增情况下开始增加消费，于是日本经济由局部复苏扩展到全面复苏，以至于目前实现内需主导型繁荣增长。
   《21世纪》：你曾在文章中说“当前日本政府打经济牌降温中日经贸关系，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的回击，否则，日本政府还会步步紧逼，继续制造麻烦和事端”。既然中国因素在日本经济复苏中起关键作用，日本政府为何还要对中日经贸关系降温？
   金柏松：日本政府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他们在押宝。他们认为，中国政府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积极执行吸引外资政策；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占有重要地位，日本曾连续13年为中国第一贸易伙伴；以往中国政府一贯主张政经分离，两国政治关系恶化不会扩大到经贸领域；……加之日本政府打经济牌“技巧娴熟”。算定这些之后日本才一而再、再而三地搞小动作。
   我建议我国政府坚决采取回击措施，对日本实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中日农产品贸易摩擦已经证明我国经济实力之强大。
   《21世纪》：你为什么说“能让日本经济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的还是中国”？
   金柏松：日本经济不可能长期繁荣，经济周期总会再次进入衰退。再次复苏，日本靠个人消费或企业投资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仍然需要外需，还是需要来自中国的需求。日本摆脱财政危机同样需要中国，日本银行超量购买政府发行的国债而没有发生通货膨胀仍然仰仗中国。总之，日本经济对中国的依赖、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用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的话形容就是：不可取代。
   为何设立“日中经济室”
   《21世纪》：日本外务省将在4月设立“日中经济室”，你认为日方为何要设立这一机构，该机构能承担何种职能？
   金柏松：成立“日中经济室”也说明日本政府不完全受右翼强硬势力左右，或者说是“理性派”说服了“情绪派”。日本情绪派典型代表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称日本可以同印度发展经贸关系来替代中国因素。但是日本同印度贸易额2005年为67亿美元，仅仅是对中国贸易额的1/27.日本还有人主张积极发展对越南经济关系，但日本对越贸易2005年仅有81亿美元，为对中国贸易的1/22.我相信当原日本外务省中国课“经济班”升格的“日中经济室”开展工作之后，会陆续拿出许多证据来说明日本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日本在政治上不同中国搞好关系，对日本经济的伤害巨大。
   郭定平：根据日本外务省设立“日中经济室”的报告，由于中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原有处理两国贸易关系的机构——主要是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课经济班——工作量过大，很多问题无法得到解决，才在亚洲大洋洲局下单独设立“日中经济室”。
根据我的理解，这一机构应该处于和中国课平行或者略低的位置上。设立这一机构的大背景是两国间经济依赖程度的加深，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在经济上的依赖度甚至超出了日本方面原来的想象。由此产生的紧张、不安情绪，也是促使日本政府加强对策研究的动力之一。
一举改善关系不可能
   《21世纪》：日本经产大臣二阶俊博本次访华受到温家宝总理的接见。二阶俊博访华是否预示着中日经贸关系在近期会有较大的改善空间？
   金柏松：二阶俊博在日本政界是重要的“知华派”，小泉派他出访中国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打开目前僵局的重要举措。二阶俊博实现访华本身就是一定程度上恢复高层往来，就是一项重要的外交成绩。
   但是中国政府更加重视访问的实际效果。由二阶俊博访华为转机，一举实现中日之间政治、经济、贸易等各方面关系改善是不可能的。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执政党地位继续制造事端的可能性还很大，包括制造经贸事端。
   《21世纪》：不久前，二阶俊博宣布计划在2010年前签订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基础的经济合作协定。二阶俊博本次访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中日FTA？该协议对中日双方谁更重要？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中日经贸关系？
   金柏松：中日两国或加上韩国，成立FTA，对中国实现长远利益意义不大。日本经济存在强烈的封闭、排外的一面，中国企业、美欧世界500强企业在日本发展成功者少之又少。在双边或小范围内谈FTA互相开放市场，对日本来讲很难实现，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总体上讲，二阶俊博表示愿意推动东亚地区经济贸易更加密切合作，对中国和东亚地区发展经济都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21世纪》：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以及中日FTA的进展，可否预料中日两国未来在东亚经济圈内，谁能够充当政治、经济的领导者？
   郭定平：我认为，在中日关系中要特别强调思维方式的转换，彻底地放弃争夺霸权的想法。双方不存在谁做领导者的问题，也不该强调，而应当致力于合作共赢。两国谁做的工作更多、发挥的作用更大，谁就更多地扮演一个协调者、合作者、推动者的角色，而不是一个霸权的角色。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姿态和更明确的立场。
   中国如何打“经济牌”
   《21世纪》：您讲到两国经贸关系中日本对中国依赖更多一些，那么日本打的是哪些经济牌，中国可以用哪些牌回击？
   金柏松：事实上日本政府已经在打的经济牌，如小泉在2004年11月参加国际会议场合单方面提出终止对华援助意向；日本政府出版的《贸易白皮书》和《制造业白皮书》单独提出对华投资存在风险，指导日本企业到越南、印度、俄罗斯投资，现在日本企业在决策今后投资国时已经出现离华而去的势头；最近日本警示厅搜查日本雅马哈公司对华出口业务，表明了日本政府将加大力度控制企业对我国出口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意向等等。中国有实力，可以发挥软实力作用回击日本。
   《21世纪》：中国是否有必要仿照美、日，成立一个类似的高规格的“中日经济研究室”？
   金柏松：中国政府主管对日本的业务：外交有外交部，经济贸易有商务部、发改委、财政部，金融有人民银行等各自有分工。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外交、安全等各个领域关系存在相互影响，所以，我们这些做对日本工作的人士有一个一致认识，就是希望国家成立一个综合性、跨部门协调机制，争取对日发挥出整体性实力。
   建立“多层多维治理机制”
   《21世纪》：3月初，日本将有一些民间团体访问中国，这些团体往往由日本政经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带队，比如前首相桥本等。这些高规格的民间团体造访，能够为中日政治关系起到哪些具体作用？
   郭定平：这样的来访对推动中日关系发展会带来新的契机，甚至来访活动本身就是双方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有传统的“以民促官”、“以经促政”、“以多边促双边”的做法，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应当利用这些民间的交流活动，改善两国间的关系。
   《21世纪》：目前，双方在如何处理两国关系上有没有形成一套成体系、有连贯性的政策主张？还是仅仅立足于眼前短期形势发展？
   郭定平：中日关系处于转折时期，双方都没有完整的政策体系，而是处在调整、创新的阶段。目前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在发生变化，整个东亚格局也处于变动中，要形成新的稳定、连续的政策还需要时间。两国发展达到新的相对平衡、稳定，才会逐渐形成新的相对稳定的政策。
   目前，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感受到威胁，力图通过各种方式延缓、抵制甚至阻挠中国的崛起，表现出了不安的心态。但如果中国内部发展与外部关系处理都顺畅的话，日本的心态可能会慢慢转变，逐渐接受中国崛起的新事实，并在新的立足点上发展出新的中日关系。
   《21世纪》：一些观察者指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主流多数主张对中国强硬，而且似乎越强硬越是英雄”。中日执政党建立交流机制后，能多大程度改善两国友好的政治基础？能多大程度提升两国的经贸关系？
   郭定平：总体上讲，两国执政党交流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态势，有这样的沟通管道是防止两国关系发生正面碰撞的很好的防范机制。但仅靠这一个交流机制是不够的。
要使中日之间建立较好的相互了解、沟通机制，我的政策主张是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对话机制，从而实现中日关系的“多层、多维治理”，既要从国家层面、多边场合，也要包括地方的、民间的；既要涉及政治领域，也要包括经济、文化、学术等其他诸多领域。
现在的中日关系和过去最大的差别就是极大的复杂化了，光靠一个人、一个机构难以处理好。应该倡导建立中日关系的“多层多维治理机制”，使中日关系在一个方面发生问题后，不至于很快地波及到其它方面，即实现问题的分散化与责任的分担化，这对于稳定今后的中日关系大局很有帮助。
   新首相上台，有改善的可能
   《21世纪》：小泉首相将在9月卸任，日本国内政局即将出现变化。您认为新首相（比如安倍或麻生）对华的政治、经济路线能够有何改观？
   郭定平：具体的如何变化将和政局的变动有关，其中之一就涉及到新首相的就任及其对华态度。对于中日关系是否走出低谷，一个最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新首相上台后，很有可能在这一问题上有所改善。
   具体来说，作为新首相可能人选之一的麻生太郎，在不久之前的发言中明确地说，出于国家利益考虑，如果不参拜更好就不去参拜。目前日本国内有较强的舆论压力，认为小泉在参拜问题上一意孤行，本意是想为日本的国家利益加分，现在看来，这一做法已经有损日本的国家利益。可能是出于这种背景，麻生才作出了上述表态。(本报记者 左志坚 实习记者 汤 蓓上海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