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使者?宫本雄二
他所面临的中日关系就是如此矛盾———人们都认为他是最佳人选,人们都认为他无能为力。
特稿
本报记者 左志坚 实习记者 汤蓓 上海报道
60岁,宫本雄二命运回转。
这位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的资深外交官,也许将在花甲之年重返中国。
再次来到中国,宫本的新职务或会是“日本驻华大使”。尽管政府尚未任命,日本主流媒体已经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此事。在日本共同社、《日本产经新闻》、《读卖新闻》连篇累牍的报道中,其消息源分别是“政府内部消息人士”、“政府”、“麻生外相”。
从履历来看,宫本确实是日本舆论所称的“最合适人选”,只不过他的此次中国之旅也许会荆棘密布。
30年中国缘
和很多外交家一样,宫本雄二风度翩翩、面容和善。
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酒井诚提起宫本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健谈、待人和气、非常好客、很豪爽”。
当然,宫本对中国的了解,也令酒井诚印象深刻,“他中文比较好,汉语流利,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了解都比较深刻,个人也比较喜欢这些”。
宫本与中国结缘已有30多年。
1946年7月,宫本出生于日本福冈县太宰府市。1969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部,并于当年进入日本外务省工作。
24岁那年,宫本就成为日本驻台湾“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按照一份日本外交资料的描述,“宫本由此成为了‘中国学派’(China School)名簿上的一员。”
日中友好协会一位编辑垂水健一,曾与宫本有过短暂的共事。他在电话中回忆,宫本是个很有工作热情的人,也是“中国学派”中很优秀的人物。
在宫本的外交生涯中,他还曾担任亚特兰大总领事、综合外交政策局军备管理科学审议官等职务,但是除此之外,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中国”才是主题词。
他的履历中,“亚洲局中国课课长”、“中国大使馆特命全权公使”头衔分外惹人注目。因为这是近两任日本驻华大使都曾担任上述职务。而在21世纪初期,宫本被从中国调走,离华前一度担任代理中国大使。
宫本后来的职务是日本驻冲绳全权大使,这是日本政府为了缓解驻日美军和冲绳居民间冲突而特设的国内大使职位———是一档棘手的工作,充满挑战。
在此任上宫本仍对中国难以忘怀。2004年12月,他在接受冲绳当地《冲绳时报》采访时说,“对与中国关系很深的冲绳的文化、历史非常关心”,“要利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活力,希望冲绳经济的发展与之紧密联系在一起。”
其时,中日商议中国公民赴冲绳的“免签证”计划,即允许中国人不用签证直接到冲绳观光。而宫本雄二是日本外务省第一个对此作出积极表态的官员。
2005年12月21日,宫本的名字出现在日本外务省网站“待命大使”一栏中。10天后,日本媒体“宣布”他将出任日本驻华大使。
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官员在回答本报咨询时仍表示,“宫本人还在冲绳,任命还没有最终决定”。但是日本舆论已经视宫本为最佳人选,甚至有消息称,外务省将于1月中旬宣布任命。
日版“乒乓外交”幕后推手
1981年宫本就曾来大陆任职,而他真正有所作为则是16年后的1997年。当年2月1日,宫本被任命为驻华公使,这是一个仅次于大使的职位。
在1990年代后期,作为驻华公使的宫本雄二,其名字与援华项目紧密联系。
资料显示,宫本曾在青海、宁夏、贵州、陕西、山西等地,出席了一系列日本捐赠项目的官方仪式。这些捐赠项目涉及基建、医疗、教育、环保等多个领域,通过这些援助项目,宫本对中国的现实有了深刻了解,亦在中国政界交游甚广。
宫本在华的另一政绩是,努力促进两国民间交流。提起老朋友宫本雄二,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酒井诚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他促成了中日民间的“乒乓外交”。
在宫本就任驻华公使当年,日中友好协会联系了中国乒协、日本乒协,组织了500多中日小朋友举行乒乓球赛,“公使本人由始至终都花费了很大力气”。
后来酒井诚每次去北京的时候,“公使都很愿意听我讲民间交流事务,当我们遇到一些麻烦的时候也会主动请他帮忙”。
宫本帮忙的方式是,“一方面打通与外务省的联系,另一方面向外务省申请对民间交流提供财务支持,的确解决了问题。”
除了作为外交官员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外,上世纪末的宫本雄二就已对中日关系有过深入的思考。
1999年4月,中科院日本研究所邀请宫本雄二公使作了题为《日中关系的新思考》的报告,这份报告中宫本的观点很明确:
“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和领土问题这三大问题是影响日中关系不容忽视的因素。日中政治关系的稳定对于确保两国的和平与发展至关重要。相互理解、相互信赖是发展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基础。”
“日中间稳定的政治关系与合作关系是整个亚太地区政治安定的基础和经济发展的前提。”
中国学派又一人
如果宫本顺利赴任,他将是连续第三位担任驻华大使的“中国学派”精英。
宫本雄二与中国的缘分在1970年就已注定,就是这一年,他成为所谓“中国学派”中的一员。
日本的外交资料记载,日本战后“中国学派”的开端可以追溯到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在此之前,中日关系受到冷战的影响几乎处于冻结的状态,外务省职员中的中国专家约有半数被解雇,加之战前“中国语派”中著名人物,如小川平四郎、吉田健三的去世,专家不足的情况成为困扰外务省处理中国问题时的一大难题。
万隆会议后,日本在每年进入外务省的职员中挑选一位进入“中国语研修组”学习,以此来培养对中国情况熟悉了解的专家。
“中国学派”中,谷野作太郎、阿南惟茂、宫本雄二是三位佼佼者,仕途轨迹亦惊人地相似。
与宫本雄二一样,谷野作太郎、阿南惟茂也是法学专业出身,大学毕业后被选入“中国语研修组”成为“中国学派”的一员。三人都曾在台湾任职,由于表现出色,逐渐晋升为日本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课长。
谷野作太郎、阿南惟茂已分别在1998年、2001年起担任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出使中国可谓是两位师兄使命的延续。
而中国学派在日本政坛有过辉煌。1989年之后,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学派”中的许多官员进入联合国,处理如军备控制、冲突调停等工作,他们的存在与作用逐步显现。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中国学派”的势力在外务省真正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在制定对华政策、决定人事方面的影响增加。
进入21世纪,日本国内由森喜朗派掌权,小泉纯一郎组阁时任用大批右翼政治家。在日本政坛“向右转”的同时,“中国学派”在外务省的地位逐渐尴尬,中日关系亦陷入“政冷经热”的尴尬境地。
1月9日,中国媒体再次聚焦东海油气田、日本外交官自杀事件。宫本雄二如若赴华,正是临危受命。
夹缝中的使命
如果此番能就任日本驻华大使,宫本将如何书写他与“中国学派”在中国的新篇章?早在担任驻华公使期间,宫本对发展中日关系的起点是主打“经济牌”。
在一本陈年的《日本学刊》杂志中,记载了1999年宫本雄二对发展日中关系的一些建议,“首先,要在两国的主流社会普及一种基本共识,认识到,经济的发展是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两国经济是相互依存的”。
宫本亦提出一些具体的方案,建议双方应致力于一些“标志两国合作成果”的大型经济合作,比如“京沪高速铁路的建设和西部大开发”。
“其次,双方今后应加强高层次对话,努力构建一种信赖关系。还应消除对一些具体事项的误解和偏见,针对出现的问题双方开诚布公地进行讨论。”
此外,“应在环保方面加强合作,两国青年的交流也应进一步扩大。同时,考虑制定一些中长期的政策,以期通过人的交流(伴随文化的交流)来实现两国的相互信赖。”
然而,小泉内阁的右倾路线正在动摇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夹在两个摩擦不断的大国之间,宫本的“经济牌”和“文化牌”又能起到何种效果?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郭定平认为,“在中日关系处于僵局的时候,作为一个大使,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几乎很难有什么作为”。
但是在次要的领域(如民间交流)、具体的事务性的操作、安排、沟通上,宫本的发挥空间还是很大的。作为“中国学派”精英,“如果宫本雄二能够顺利成为日本驻华大使,肯定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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