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4日，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举办“复旦·三井高端讲座”。中美问题资深专家、中国外文局原局长周明伟先生以“国际形势的变化与中美关系走向”为题演讲。

       周明伟首先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和时代坐标出发，解读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非西方经济体群体性崛起。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为代表的多边合作机制正成长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二战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过渡到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第二、主要西方国家正在否定、弱化二战以后由他们自己制定并推动的世界秩序、规则和模式，引发了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在全球范围涌动，极大地增加了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第三、伴随着全球化和新科技的发展，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且涉及领域在不断拓展，全球治理、分配正义、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等面临着新挑战。

       第四、中国近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已经使中国与世界在更深程度上和更广范围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最重要的变化。未来，如何维系中国与外部的关系，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与互利双赢，将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

       第五、中国崛起与美国的相对衰落带来了国际权力结构、世界中心地理位置的改变，中美关系面临严峻挑战。对中国而言，美国在现阶段且长期都将是首要的外部影响力量和主要变量。

       第六、全球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都带来重大冲击，基辛格认为，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总而言之，世界正处于新旧思维碰撞、新旧机构并存、新旧规则交替、新旧动力转换、新旧力量对比的动荡期、变革期、转型期和调整期，全球体系正在重塑，我们既面临诸多挑战，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周明伟用“特朗普现象”生动概括了近期中美关系的种种变化，并展望了未来拜登当政下的中美关系。他强调，“特朗普现象”的产生从美国国内来看，深刻反映了美国经济衰退、国内政治分裂和极化加剧的现实；从外部来看，中美力量对比态势变化，全球利益格局、规则制定模式等都将发生改变，这刺激了美国外交中的“对手情结”。

       就中美关系而言，周明伟从中美贸易争端开始，梳理了中美在高技术制造业、知识产权、意识形态等领域均展开竞争和博弈的现状，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以往采取的交往与牵制两面并重的策略，正越来越被“零和思维”所取代。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下当选，使中美关系与国际格局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明显增强。而未来拜登当政，在着力解决美国国内巨大挑战的同时，可以预测会使中美关系朝相对稳定的趋势发展，但中美战略竞争的总体态势不会改变。

       未来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周明伟认为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思考中美关系的新框架。

       首先，如果美国对华政策趋于客观、理性，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客观看待并接受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基于自身的逻辑，而不是以赶超或挑战其他国家为目的，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同世界的合作与共同进步中发展自己。

       第二，中美两国在文化传统、国内制度、发展路径等方面存在根本不同，彼此的认识应建立在客观和理性的认知基础上。当前需要加强对美国国内政治的研究，美国国内政治的发展方向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力量。

       第三，中美需要接受彼此长期共存的现实，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共同探索一条相互演进、合作发展的道路。中美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并没有太多以No.1 和 No.2的身份同对方打交道的经验。两国应按照“稳定、协调、合作”共识，以基辛格博士提出的“相互演进”（co-evolution）的方式，共同推动中美确立至少是一种互不敌对的、可管控分歧的竞合关系，制止悲剧性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发生。

       第四，重中之重是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中国自身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将有助于提升影响中美关系建设性发展走向的能力和主动性。

       最后，周明伟总结称，中国的崛起是一场“持久战”。对中国的发展而言，美国在现阶段且长期都将是首要的外部影响力量和主要的变量，而中美两国的矛盾冲突是不以中国方面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应对好中美关系的变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必须面对、无法逾越的历练。

       在当下世界面临如此多未知与挑战之际，中国只有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心，尊重差异、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在继承与创新、开放与包容中，才能由“大”变“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供稿：吴虚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