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COVID-19依然肆虐、但尚未在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相对薄弱地区大面积蔓延的当下，我们对它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及其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影响做出盖棺论定的评估，也许为时过早。但从截至目前本次大疫对中日美关系的冲击及未来走势，却可略窥一二。
       疫情冲击下的中日、中美关系，总体给人以冰火两重天之感。当中国遭遇疫情时，日本政府、各主要政党、企事业单位与个人等各阶层，在第一时间纷纷对中国伸出援助之手；随后，中国也是全社会、全方位回馈疫情中的日本。“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等所体现的超越民族、超越国界，守望相助的人类之爱，在生死关头的疫情危机中，令人动容。
       而中美之间，大疫当前虽也不乏相互间的合作与支持，但美国并未因大疫骤临而按下制衡中国的暂停键。反而给人以落井下石、变本加厉之感。首先，美国将疫情政治化，对中国大搞污名化，损害中国国际声誉。其在联合国、G20等相关国际组织中，试图通过诋毁中国的决议，理所当然遭到国际社会抵制，以失败而告终。美国领导层对中国的污名化行径，还直接导致在美国的华侨华人受到极端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分子的人身威胁，同时给他们造成精神创伤。其次，在疫情荼毒人类的特殊时期，美国政府仍不肯停下贸易战步伐，宣布对中国商品实施高达25%的关税。第三，大疫中不顾及中国人民的感情，依旧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不断挑衅，出台粗暴干涉中国主权的相关法案。第四，在疫情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依旧继续在南海搞所谓“自由航行”，并试射导弹进行军事挑衅。以上种种，不仅使中美关系雪上加霜；即使在面对人类大疫的基本道义层面，与一个大国应该有的作为，也相去甚远。
       本次疫情，波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作为非传统安全而对70多亿人类构成的威胁，堪称第二次世界大战70余年以来绝无仅有的全球危机。当此关系全人类命运之际，陷于疫情中的人们普遍感到全球治理能力与全球化时代是多么不相称。虽然世卫组织、联合国安理会、G20等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与人类共同应对普遍威胁时应该和可以做到的程度、所达到的效果，可以说相去甚远。究其原由，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的不作为难辞其咎。作为世界政治常识，对于全球治理、特别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具有实力的大国的意愿与担当是关键要素。本来，占世界GDP前三的中美日三国如果能够通力合作，包括本次疫情在内，人类应对突发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等非传统安全的能力与效果，是不言而喻的。但特朗普政府自上台伊始，即以大量“退群”的方式，表明其对事关人类福祉的全球治理的厌弃与不负责任。而直面本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挑战，美国不仅不从关乎人类命运出发调整对华战略，以求在非常时期与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一齐共克时艰，反而如前所述，变本加厉全方位打压中国。从而大大削弱了人类抗击疫情的能力与效果，加剧了人们对全球治理的普遍失望，其反面即各国的内向化趋势加速，而这绝非人类的福音。与此同时，正如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最近所指出的，在应对COVID-19和气候变化等跨国威胁时，成功的关键是认识到与其他国家一同行使权力的重要性。这次疫情表明，美国未能调整战略以适应这个新世界。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科里·舍克指出，通过国际组织提供更加丰富有效的信息，以便给各国政府更多时间进行准备并调配资源到最需要的地方，这场疫情的全球影响本可以得到极大削弱，这也是美国本应当组织的事情。但在这场领导力测试中，美国“挂科”了，世界也会因此而更加糟糕。由于美国政府的狭隘自私与无能为力，美国将不再被视为国际领导者。
       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最终事实表明其开战理由纯属子虚乌有。这是在传统安全方面美国的公信力在国际社会遭到重大挫折的标志性事件，后果是其软权力由此可谓一落千丈。如若在应对本次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的非传统安全方面，特朗普政府依然我行我素，不思在包括对华关系等方面改弦更张，亡羊补牢，担当起应负大国责任的话，那么这次疫情的重大国际政治遗产，也许像第二次海湾战争之后那样，世界将再次重新认识美国：上次美国失去的是国际信义，而这次美国将面临国际道义的炙烤。如果交了白卷，那么其念兹在兹的世界霸权，势必加速式微的过程。与“修昔底德陷阱”所谓大国兴替的历史环境不同，在全球化时代，霸权国家的衰落，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更多的不是来自外部的所谓新兴力量，而是其自宫式内在自我谛灭的过程。其方式，也并非取决于一两场生死之战，而是一种渐进的式微过程。本次疫情，因系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同时也是霸权国家的国际道义危机。它必将印证新的历史条件下，非传统安全赋予国际政治的新内涵。
       本次疫情对中日关系的意义，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一定程度弥补了两国关系的短板。近年中日关系的改善，呈高层拉动的特点。而民意方面，却一直处于低水平的徘徊状态。而当突然共同面对生死攸关的疫情危机时，两国不仅高层，而是方方面面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国民感情自冷战结束以来，从未像今天这样友好相助，好像又找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两国关系蜜月期的感觉。虽然因为疫情习近平主席原定4月份的正式访日或许要推迟到秋季，但国民感情的改善，将会对这次历史性访问的成功，奠定深厚的民意基础。第二，危机与常态。疫情危机成为中日关系大幅提升的机运，有其内在逻辑与脉络可循。即日本的精英阶层，对中国的崛起，逐渐具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这也是在形而上方面，近年日本高层改善中日关系的意识前提。疫情危机的催化作用，即是以此为基础的。另一方面，疫情下本次中日关系改善的小高潮，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危机中的人道主义、国际道义有关。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疫情过后，中日关系回复常态，固有结构性矛盾的挑战依然存在。但危机中的真情，必然会给两国关系投入浓厚的暖色调。而将其转化为化解固有矛盾的元素或动力，中日两国应把握好这难得的机会之窗。
       在应对本次疫情危机中。日美之间在双边及多边场合也有诸多互动。包括东京奥运会危机公关在内，美国对日本都给予了支持。为了应对疫情可能带来的金融危机，最近两国之间又签订了大额度的货币互换协定。虽然还处于疫情危机现在进行时，但疫后回归常态的日美关系，必将会有若干变化。譬如，本次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带来极大冲击，疫后各国应对这一问题的内向化倾向在所难免。这一趋势对日美两国的意义差别很大，在应对方面，两国协调立场将面临重重困难。虽然疫后常态下日本为了确保海洋权益、特别是海上通道安全，会在军事安保，包括南海问题方面与美国继续合作；但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推动多边区域经贸合作等方面，将会进一步与美国疏离而与中国协调。
       本次疫情，使日本遭遇两大危机公关难题。一是应对钻石公主号邮轮疫情，二是东京奥运会举办时间问题。前者在经历最初的慌乱、日本政府被指责处理不当之后，最终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在相关国家的配合包括中国施以援手后，得到较为妥当的处理。而为了争取疫情下东京奥运会能如期举办，日本政府可谓殚精竭虑，做了最大努力。最终延迟举办的结果，虽然将使日本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但日本对奥运会的最大诉求，最终依然会实现应该是大概率之事。50多年前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虽然予日本的经济腾飞多所助益，但彼时日本的最大诉求，应该是以举办象征和平与繁荣的最大体育盛会，来印证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已经彻底回归国际社会，作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欢迎五大洲同类，共襄东京奥运会盛举。精神层面的诉求远过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不言而喻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虽然经济诉求因素远远大于1964年东京奥运会，但展示大国形象，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精神层面的诉求，与1964年东京奥运会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因此，举办时间的早与迟并不会改变既定诉求。在奥运危机公关中，不时有日本政府为了如期举办不惜隐瞒疫情的传言。延迟举办的靴子落下之后，日本中央政府及东京都、大阪府等强化疫情控制的举措，也似乎在印证如上传言。但这些举措到底是疫情发展之所需，还是另有隐情，需要留待时间检验。但截至目前，在应对疫情方面，日本社会所表现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国民素质，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认可与高度评价，也是不争的事实。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痛定思痛，各国人民将对人类永久和平的思考，转变为设立相关国际组织、希冀借此获得集体安全保证的努力。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是如此。虽然没有完全达成目标，但相关平台所发挥的作用，其对人类的巨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像类似本次疫情这种非传统安全对人类的威胁，可以说远超传统安全问题。人类能否跨越类似的大考，关键是如何将人类的相关智慧、能力的应用最大化。其中的关键是，有实力的大国，应该担当起组织化、最优化的历史使命。共同打造人类应对非传统安全危机的新的国际有力、有效平台，不仅是占世界GDP前三的中美日三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也是面对大疫所带来的人类危机，如何思考走出零和博弈窠臼、重塑新型国家关系的机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