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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涛,《安倍晋三的2019:令和元年的“新常态”》,中国网,2019年12月26日

       2019年5月1日,随着德仁天皇正式即位,日本进入了令和新时代。11月20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成为宪政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的长期执政与令和新时代的开启,这种貌似偶然的巧合让日本的2019年添亮不少,共同构成了令和元年的“新常态”。

对内继续稳坐“钓鱼台”

       2019年日本国内政治的主线有三:新天皇继位、参议院选举以及消费税上涨。这三项国内议程都是早先既定的事项,安倍政府对此都有相当程度的把握。之所以说安倍对内能够继续“稳坐钓鱼台”,也恰恰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天皇作为象征性的国家元首,退位与即位属于程式化的安排。但是围绕退位的时机以及年号的选定等议题仍然为安倍政府的政治操作提供了可能空间。新年号“令和”的诞生满足了安倍对新年号“去中国化”并反映日本独特悠久之文化的需求(“令和”语出日本古诗歌集《万叶集》)。

       与天皇即位相伴随的是新一轮皇室外交的兴起,以及各国政要参加即位登基给安倍政府的外交带来的重要转机。10月份举行的登基大典有近200余名外国政要参加,其中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韩国政府总理以及欧洲各国王室等重要成员。这对于安倍政府推进其“俯瞰地球仪外交”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是令和元年第一次国政选举,虽然安倍所在的自民党的优势仍然巨大,但是修宪势力没能够确保三分之二以上的议席。同时,投票率的低迷也间接影响到安倍政府的公信力,这对于志在任期内完成修宪的安倍来说可谓“不小的打击”。

       10月份开始的消费税上涨(从8%增加至10%)一度被视为安倍政府的“鬼门关”。根据过去的经验,消费税上涨总会伴随着内阁支持率下降以及首相更迭等政治领域较大的波动。由于安倍任内2014年已经启动了一次消费税上涨的议程,本次消费税上涨日本政府做好了周全的应对措施,至少增税对实体经济以及居民购买力的影响没有快速产生冲击。更重要的是,安倍在7月份赢得参议院选举之后,开始将焦点从“安倍经济学”转移到外交领域,很大程度上淡化了日本民众对消费税上涨的关注点。

对外政策多点开花、有得有失

       安倍晋三在2019年初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外交计划,一年过去再回过头看其具体政策效果,可谓多点开花、有得有失。

       首先,在安倍政府有心经营的领域并未取得明显起色。

       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一直都是安倍本人的政治使命。但是日本同俄罗斯之间关于北方领土问题到目前仍然没有取得基本共识。今年4月份审议通过的《外交蓝皮书》中有关“北方领土归属日本”的内容被删去,但俄罗斯并没有在该问题上有立场的松动。同时删除的还有对“朝鲜施加最大限度压力”等表述,安倍希望通过对朝问题的软化能够换来同朝鲜的对话,但是在2019年也没能实现上述目标。

       其次,贸易自由化领域日本开始发挥引领性作用。

继日本所主导的CPTPP(TPP11)生效之后,2019年2月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12月4日日本国会通过日美贸易协定,该协定将于2020年1月1日生效。至此,日本在全球多边自由贸易领域以及同主要大国之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都取得重大进展。

       留给未来的课题就在中日韩FTA以及以“东盟+6”为基础的RCEP协定的缔结。在当前逆全球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背景下,作为以“贸易立国”自诩的国家,日本明确了自己的立场。特别是今年在大阪举行的G20峰会上,日本利用主场外交之势,在全球经济治理以及贸易自由化领域的合作发挥了引领性作用。

第三,同中国的关系有条不紊地发展。

       自2017年10月安倍访华并宣布两国“从竞争进入协调”的关系之后,2019年被定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两国在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海空紧急联络机制向着实质化的方向发展,两国高层互动频繁,习近平主席两次会见安倍晋三。中日双方持续释放善意,为2020年习近平主席以国宾的身份正式访问日本铺平了道路。同时,中日两国在全球经济合作以及两国在多领域的合作存在着共同的诉求,这让2019年成为中日关系企稳向好的关键之年。

展望2020:日本政治外交的重头戏不会间断

       2020年东京奥运会召开在即,奥运会所产生的安保以及外交政要的访问是2020年日本内政外交的重头戏。同时,安倍曾主张“2020年将成为日本新宪法实施的元年”,目前来看这一主张成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不排除安倍会在东京奥运之后开始有关修宪问题的实际探讨。毕竟,按照当前日本自民党对总裁任期的规定,进入2020年的安倍是时候考虑自身的进退了,修宪如果没有重要起色,“超长期政府”的“底色”和“成色”都会打上大大的折扣。

       2020年留给日本外交难啃的“骨头”仍然不会轻松解决。同俄罗斯的领土问题,来自朝鲜的“核威胁”以及绑架人质问题,同韩国的历史以及经济制裁等问题,已经成为结构性的矛盾,暂时还没有看到任何可能解决的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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